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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美国留学生唐晓琳逝去的第6个月。
2017年10月，在美国犹他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的唐晓琳，了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彼时，唐晓琳已在美国攻读生物学博士7年，面对导师的刁难和毕业的遥遥无期，唐晓琳决绝地从金门大桥纵身一跃。
图为唐晓琳，图片来源于网络
5天后，她的尸体在冰冷的海湾被警方发现…
半年过去，在大众快要忘记唐晓琳的悲剧后，近日，唐晓琳所就读的学校犹他大学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犹他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存在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学生过度劳累、学位被推迟、学校不关心学生、实验室内气氛紧张、导师脾气暴躁、缺乏监管、学生不了解自己的权利。
在这起事件中，令笔者感到触动是，为了弄清楚唐晓琳自杀的原因，从去年10月开始，犹他大学聘请佛罗里达的Foley and Lardner律师事务所。
并对该系的前任、现任学生，教授、学校管理人员、唐晓琳的朋友和家属等40多人进行访谈，并查阅与唐晓琳相关的文件，最终给出了一份多达6页纸的研究报告。
不公终得以声张!
对于唐晓琳的家人而言，虽然他们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但是学校的严谨举措及反馈无疑是对逝者生命的尊重以及对唐晓琳家人某种意义上的慰藉。
但这世间，并非所有的悲剧、不公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想必很多人都知道了，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自杀的新闻。
生前，陶崇园深受其导师王攀的精神折磨与控制，并被逼着喊爸爸。
陶崇园死后，他的姐姐在陶崇园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份整理好的聊天记录，这份聊天记录内容让所有人汗颜。
叫老师起床，帮老师洗衣服、买饭，在这段师生关系中，导师王攀俨然是皇帝式的存在。
倘若不是陶崇园生前有意整理、留存这份聊天记录，陶崇园的死极有可能会被单方面定义为一场由“当代学生心理疾病问题引发的悲剧事故。”
因为事后，教授王攀以及校方的回应都让人感到心寒。
王攀称自己对陶崇园的离世「难以自恃、痛心不已」，自己一直很关心陶崇园的身心健康，只不过陶自己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并在校友群里，发布公告称，从即刻起，研究所新招成员，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必须通过心理测试。
王攀在师生群里的发言
面对学生的自杀，王攀没有反思，没有自责，只有甩锅，就差一句，“是陶崇园自己有精神疾病问题。”
同时，也多亏于社交媒体的发达，让此事得以曝光。
陶崇园是在3月26日清晨跳下宿舍楼的，时间拉回一周前，关于此事的报道几乎为零。
在对校方的回馈感到失望后，陶崇园的姐姐在29日无奈发布长微博，并公布聊天截图。
陶崇园姐姐写道：
事发至今,作为家属，我们已经向校方提供了很多我们掌握的材料，可校方一直没有给出接近事实真相的说法。
而且我弟的手机和身份证于学校消失，校方和警方声称迄今没有找到，这给我们搜集证据还原事实真相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目前相关重要责任方高度不作为，并且调查进度如此之慢，我们家属决定公布我弟生前留给我们的一些有助于还原事实真相的聊天记录。
直到30号后，才有自媒体开始陆续报道此事。
而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武汉理工大学校方针对陶崇园跳楼事件已做出以下回应：
1、 初步认为学校和导师无责
2、 已经请了律师走法律程序
3、 出于人道会给予5万元安抚金
如今，陶崇园事件还在持续发酵，笔者乐观地相信，媒体的倒逼会迫使校方重查此事，责罚相关涉事人，而不是如今的避重就轻以及推诿责任。
陶崇原事件是
中国式畸形师生关系的缩影
不否认，在国内高校，人品端正、善待学生的导师是占大多数的。
但类似王攀这样利用自身权力，“压榨”学生并引发校园悲剧的事件也并不鲜见。
2017年12月，被导师禁止出国深造的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被发现溺水身亡；
2016年1月，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研三的学生蒋华文从9楼一坠而下；
2015年5月，中南大学研究生姜东跳楼自杀事件，遗书中称导师故意不让他通过答辩；
仅仅是2015年毕业季，北京邮电大学半年内出现五起学生自杀，均为研究生。
去年12月，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溺水身亡。
杨宝德是村里学问最高的读书人，可在读博期间，他的私生活完全被导师所控制：给朋友的孩子补课、拖地、换窗帘、擦车、陪逛超市、拎包、挡酒，不一而足。
生前，杨宝德说，太多精力投入到了维持师生关系上，这导致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
杨宝德死后，他的导师对外界声称
是杨宝德害了她
单纯的底层人适应不了上层社会
并把杨宝德比喻为有抑郁症的巨婴
在知乎上，关于“坑人导师”的帖子能够获得上万点赞，或许也在某种维度佐证了中国高校师生关系的畸形化。
图为知乎截图
不说精神控制，过节送礼、在私生活领域无偿帮导师干活、被导师拉着喝酒应酬，如果，你读过研究生或者博士，你可能多多少少遇到过或者听闻过这样的导师。
而王攀是此类导师的极端。
当一个学生需要把自己的硕士时光押注在导师的人品上的时候，你不得不说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悲哀；当除非有学生死，而且除非是要有211、985这样标签背书的学生死，才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时，你不得不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如何能够避免此类悲剧的再度发生？答案可能是无解的。责罚该责罚的，处分该处分的，但显然，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人性的幽暗曲折你永远无法低估。
但在知乎上，有一位网友的说法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国内给导师的权利太大了，导师往往掌握着学生在学校一切行为活动的生杀予夺大权，只要不想让你毕业，就是不让你毕业。权利大就算了，还没有监管。
笔者悲观地怀疑，就算王攀最后被校方开除，隐埋于国内教育体制的畸形师生关系若得不到重视和修正，陶崇园跳楼悲剧绝不会是最后一起。
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轻盈度过一生
在学生们自杀后，社会上总会滋生一种极为不友善的声音，向逝者声讨——“心理脆弱”、“读书读傻了”云云。
的确，学生的死不能简单归咎于导师或者学校，但无良导师的“压榨”无疑是压死骆驼的致命稻草。
而也许，你只有经历过那种窒息的压力和无望的未来，你才能体悟到当事人的心境。
无论是在美国的唐晓琳还是国内的陶崇园、杨宝德，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刻苦、坚持，才考上或者申请上研究生。
尤其是对于杨宝德、陶崇园这类出生于寒门的学子，他们背负的是全家人的希望，读书之于他们，是唯一有望改变命运的方式。
然而，在求学期间，导师以“能否毕业”作为筹码，胁迫他们，并把他们变为自己的“奴役”。
笔者在读研期间，也曾体悟过因毕业压力带来的巨大焦灼感，身边更有同学因这种压力而叫嚣过极端言论。
寒窗苦读20余年，那一张纸（毕业证书）对我们意味着所有。
在看到无望的未来后，杨宝德和陶崇园选择纵身一跃。
犹如在曲折的山崖负重前行的攀岩人，陶崇园、杨宝德在好不容易快爬到目的地时，权力的掌控方却把他们推入悬崖。
在悲剧接连发生后，比起对逝者“心理素质差”、“读书读傻了”的责难，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到底是什么把他们推入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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