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补习”和“全民留学潮”背后，家长究竟在焦虑什么？

我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曾经撰文点评过新加坡的“全民补习”现象，也将此现象归咎于中产阶级的焦虑。对于一个常住人口仅有500多万的蕞尔小国，新加坡国民一年花在补习班上面的费用就超过10亿新币（近50亿元人民币）。

与中国有所不同的是，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崇尚“少教多学”，即使是要马上参加“高考”（A Level）的学生，在校上课的时间每天也不过五六个小时。老师“少教”了，学生又如何做到“多学”呢？补习班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在新加坡，许多学生都是在补习班完成主要的学习任务，而在学校的正常授课时间里补觉则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

日本、韩国等地的补习班，也都是暴利产业。

在中国，补习现象的出现因为国情的不同，要比前述地区更复杂一些。除了在教育资源过剩的地区由校外人士开办的补习学校之外，在教师待遇较低与校外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一些体制内教师会“强制”要求学生参加自己开办的补习班。

拒不参加者，会在各种层面受到负面影响。轻则老师已经给班内大多数同学在校外“开小灶”因此在校内教学中不会全力以赴，重则是老师明里暗里给学生不公正的对待，对家长和学生施压，让他们妥协。诚然，这种现象是不健康的，但是我们又是否有想过教师的待遇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待遇与付出是否成正比？

补课费正逐渐成为压迫中产阶级的另一座大山。是什么让补课费如此之高？又是什么让家长心甘情愿买单呢？教育机构要生存，一要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二要收到足够的学费来维持运营。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

一个能够得到学生和家长欢迎的老师，往往在专业知识、教学技巧和人格魅力方面都相当出色。而这样的一个人在其他的行业工作，报酬想必也不会低。所以要将这些优秀的人留在教育行业，就要付出足够高的薪水。

要想在支付教师高工资的同时又能挣到钱，收取高额的学费就成为教育培训机构的不二法门。要想把价格收得高，又让客户愿意买单，那只能是教育培训机构给客户提供的价值要高于客户愿支付的价格。

倘若是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部分的教育培训机构会如此急功近利：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钻研考题、教授学生应试技巧、张榜公布学生升学佳绩等。毕竟，学生的成绩和升入名校的数目几乎是当前教育行业仅有的KPI（关键绩效指标），焦虑的家长们看到往年的成功学生案例，自然愿意勒紧裤带掏腰包让孩子去参加这样的补习班。

能让家长心甘情愿交出高额学费的老师，自然也非等闲之辈。“学霸补课老师”越来越多，也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

学霸当老师这件事原本无可厚非：他们自身本是成功的学生，有自己的学习方法与感悟。让优秀的学生来当老师，会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学生。让大家感到不适的，大概是学霸们清一色地投身补习行业或私立学校，而非在体制内的公立学校服务。公立学校经费有限，老师待遇有限，留不住学霸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补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因为教育很难做到量产。即使一个老师像机器人一样连轴转，他一个人能够教的学生也有上限。对于履历平平的老师来说，倘若脱离学校的平台进入“赢者通吃”的私人补习行业，他们是几乎没有竞争力的。而对于履历闪耀、自带“流量”的名师来说，他们本身在教育市场就充满了竞争力。从经济回报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自己“单干”挣钱比较多、发展空间也更大一些。

归根究底，教育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也由“看不见的手”掌控。如果优质教育资源能够换取更多经济报酬，那么优秀的教师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进行“知识变现”。而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用自己掌握的金钱资源来换取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教育本不应该充满了功利性，也不该被分数与升学率进行量化。但倘若不用考试和分数来衡量教学质量，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所谓的“素质”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入学的标准来进行比对。

与中国高考的“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相比，美国大学在招生的时候只把标准化考试作为一个门槛，过了这个门槛之后还有一系列的“素质”项目等着进行比对。

看似非常公平。但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什么？是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开始殚精竭虑，为了一个“有趣”履历而疲于奔命的学生和家长，是动辄几万几十万元的申请美国大学的中介费。正因为录取标准“玄学”多多，才有更多可做的文章和可暗箱操作的空间。中国高考一直被人诟病，但大部分人也同样认可这是目前来说最为公平的选拔方式。

既然高考是公平的，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家长苦心孤诣地要让孩子出国留学呢？

大约是因为高考“太公平”了，以至于家长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无法方便地传递给子女。试想一个能够负担“洋文凭”的家庭，何必让孩子去遭受其他同龄人要经历的“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有一个高三班的标语——“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曾经红遍网络，显然这是从家庭条件一般的考生视角出发的一个动员口号。对于那些有条件的人来说，为什么要去高考场上和其他人“硬碰硬”呢？

在中国刚刚恢复高考那段时间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正慢慢升级为祖辈。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大多数都“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名校。在20世纪90年代大学扩招前，绝大多数国民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并不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必需品”来对待，子承父业是大部分人所默认的人生轨迹。许多人进入大学，成为本村、本乡镇的“第一个大学生”。这种殊荣在今时今日，估计很少有了。

而当这些大学毕业生们成家立业有了后代之后，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自然会有所提高。经历了动荡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亲身体验了中国这数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比他们的父母更高，那么也会顺理成章地期望自己的孩子过得比自己好。至少在学历这样“一目了然”的方面，不能输给自己。

再加之少子女化、独生子女化对家庭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家长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例如，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家长，自然会期望自己的孩子至少要读到清华北大这样的中国名校，或者美国常春藤、英国牛津剑桥一类的世界名校。

然而，期望归期望，名校的文凭并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到的，父母的校友身份也不能自动转换为孩子的录取通知。在中国名校竞争极为激烈且“过于公平”的情况下，越来越多有支付能力的家长唯有选择“曲线救国”，将海外名校文凭作为提升或维持孩子阶层的一个工具。

曾经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是不是考牛津剑桥要比考清华北大容易得多？”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是因为从录取率上看，牛津剑桥确实要比清华北大高。但问题是，进入牛津剑桥这样的海外名校真的就比清华北大容易吗？好像对，好像也不对。

中国学生要申请海外名校，首先就要进入国际课程体系，或者在国内的国际高中、国际部，或者在中小学阶段就负笈海外。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大多取决于家庭条件和父母的教育视野。被这个门槛筛选一遍之后，进入世界名校确实变得相对“容易”。可是对于经济条件不理想的学生来说，要通过迈向世界名校的第一关，就异常艰难。

刚恢复高考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赶上了好时代，他们的子女考大学时遇到了大规模的扩招。而扩招之后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呢？中国经济腾飞之后，他们的子女又遇上了出国留学低龄化的大潮，留学不再只是对于硕士博士的选项，而慢慢延伸到了本科甚至中小学。

近几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生归国潮，我们不难推断，未来这些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父母几乎会把子女出国留学视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全民留学潮”目前在国内已经初露端倪，预计在将来会变得更加普遍，而且大家的期望值会渐渐从“海外留学”变成“海外名校留学”。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家长、学生、教师这场教育游戏里的所有人，都会越来越焦虑。

无论是教育的市场化还是留学的普及化，都是阶层固化的危险信号。价格机制的原理使得优质资源永远流向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的人。这个困局是否有解决之道？起码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特别好的办法。只好先把自己的一些思考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有建设性的讨论。